辽宁省博物馆是东北最大、藏品最顶尖的博物馆，在全国各大省博中可排名前列。这篇逛展体验，也是目前除上博以外篇幅最长的一篇。

辽博在书画、缂丝织绣等方面的收藏位居全国前列，辽代文物、红山文化、古钱币等也颇具特色。由于书画织绣不便长期展出，就算来了也不一定能见到这些名作，所以在大众眼里，辽博可以说是个被低估的博物馆。这些顶尖藏品，经常在辽博各大特展轮流出没，记得关注。

概说

伪满国立博物馆奉天分馆

辽宁省博物馆是是首批8座中央和地方共建国家级博物馆之一，前身可追溯至伪满洲国的国立博物馆奉天分馆。1949年7月7日，东北人民政府创立东北博物馆，成为新中国最早建立的博物馆之一，后改名辽宁省博物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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辽博新馆

两只白玉鹌鹑式盒，一只色彩偏冷，一只偏暖

辽博大部分展厅亮度适中。展牌文字不算多，但配了不少图表说明，梳理得非常有条理。青铜、陶瓷器型、印章分类、铜镜纹样、玺印种类、朝代轮替等都交代得很清楚。也有不足，比如部分展厅灯光过于集中，或色温不均匀，玉器馆这种情况尤为多见（另外个人感觉玉器更适合深色背景，可以映衬出玉石的温润洁白）。有些展厅展品背光、玻璃欠缺擦拭等。

辽博设有展厅22个，大致可分为通史展、专题展、临展厅3类。其中通史展都在3楼，动线连贯，专题展在1-2楼，临展厅散见于各楼层。初次来建议先看通史展，再看专题展，若遇上有馆藏珍贵书画的特展，一定不要忘了。也许是因为名字里带”辽“的缘故，辽博许多展厅都对辽代这段历史和文化特别重视，我看了接近两天，还剩少数展厅没有看完，可见辽博陈列内容之丰富。

古代辽宁通史展

辽宁是中华文明发源地之一，自古以来是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、渔猎文明交汇、融合的前线。汉、匈奴、鲜卑、高句丽、契丹、女真等族在辽宁兴衰轮替，赋予这片土地深厚多元的文化面貌。

辽博大厅里的浮雕，描绘了初民的生活场景

古代辽宁通史展通过5个展厅的规模，依次展现了旧石器时代到清代的辽宁历史。属于传统的通史陈列，对北朝、辽、清时期的呈现尤为详细。

这次去辽博遇上山河与共特展，占据了2个展厅，替代了通史展原本的辽金部分，内容更详细，文物等级也更高。这里就用特展内容，代替通史展辽金部分的介绍。

史前时期

分为开拓洪荒，洞穴岁月以及走出蒙昧，文明曙光2个单元，分别介绍辽宁的旧石器和新石器时代遗存，亮点是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的考古发现。

展厅入口是渤海湾东北岸的营口金牛山遗址，距今约28万年。这是东北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内涵最丰富的古人类洞穴遗址。

金牛山人头骨和肢骨特征比同时期的北京人进步，处于直立人向早期智人进化的过渡阶段。遗址中发现多处灰堆，以及用大石块制作的“原始灶”，表明他们已经懂得生火，并能控制火源。图为金牛山人头骨复制品。

之后依次介绍庙后山和鸽子洞遗址。此处有一人工洞穴布景，定期播放洞穴岁月演示。

海城小孤山仙人洞遗址距今约4万年，发现有大量石器、骨器以及用动物牙齿、贝壳制作的装饰品，后者在国内同时期遗址中比较少见，表明旧石器时代晚期，人类文明有了质的飞跃。图为小孤山人骨制器物。

距今一万年前后，以经营农业、发明陶器、使用磨制石器为标志，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。距今约8000年前，阜新查海发现了环壕聚落遗址，此时辽宁先民已经开始定居生活。

在查海遗址发现了龙纹陶片以及大型龙形堆石，是中国发现最早的龙形象。

同时还出土了透闪石制作的玉器，对之后的红山文化玉器有深远影响。

同一时期，沈阳新乐等地也出现了原始氏族聚落。图为新乐遗址出土的煤精制品和碳化植物。煤精制品打磨光滑，可能用于占卜场合。

新乐遗址出土木雕鸟纹权杖，原件藏于新乐遗址博物馆。

丹东后洼遗址出土的滑石饰品，反映了初民的艺术想象力和对美的追求。后洼遗址和小珠山遗址位于辽宁沿海，具有浓厚海洋文化特质，并与古代山东半岛居民存在密切交流。

小珠山遗址出土的陶器，形制上与山东大汶口文化器物有相似之处。

距今约5000年前，以辽西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为标志，辽宁地区进入了古国时代。红山文化得名于内蒙古赤峰的红山遗址，已经出现了成套玉制礼器。有学者认为，红山文化可能就是上古时代的黄帝集团。

造型特别的勾云形玉佩，是红山文化颇具代表性的玉器。勾云形玉佩工艺繁复，其造型由简约到复杂，从抽象到具体，不同的勾云形玉佩，分别融合了龙、鸟、太阳神等造型元素。

红山先民相信玉能通神，墓葬多以玉器陪葬，由此衍生出以玉礼神的观念，已初具礼制雏形。图为牛河梁遗址第五地点中心大墓复原。该墓玉器多、体积大、用料精，体现了墓主人的崇高地位。

红山文化最具代表性的白玉猪龙，征集于建平县。

在牛河梁遗址发现了规模宏大的“坛庙冢”祭祀礼仪性建筑，成组的女神像和以龙、凤、人等为题材的成套玉礼器，表明这是先民的宗教圣地和政治中心。著名的牛河梁女神头像大小与真人头部近似，以黄粘土和草混合塑造，原件已非常脆弱，此处只展示复制品。

夏商周时期

有与夏为伍，北土方国；华风北渐，商鼎周彝；游牧民族，北方铜器；秽貊遗踪，曲刃短剑4个单元，以喀左青铜窖藏以及辽宁式青铜剑最具特色。

距今约四千年前，华夏大地进入夏商王朝与周围方国并存的时代。夏家店下层文化是这一阶段早期，辽宁地区较有代表性的文化，同时还有多种其他文化并存，构成上古华夏北境的不同部族方国。这些文化各具特色，又与中原王朝保持密切联系，成为后世东北不同民族文化的源头。

夏家店下层文化距今约4100—3500年，相当于中原夏到早商时期，分布范围北至西拉木伦河，南抵永定河，中心在燕山北侧。该文化盛极一时，是能与夏为伍的北方强大方国，可能与文献所记商代北土“燕亳”有关。图为夏家店下层文化骨制、石制、铜制生产工具。

夏家店下层文化拥有呈立体分布的城堡群、彩绘陶器、仿铜陶礼器及成组玉器，表明当时社会等级、礼制已经形成。这件彩绘双腹罐，出土于敖汉旗大甸子墓地，注意彩陶纹饰和夏商青铜器纹饰的异同。

青铜戈，出土于渤海湾北岸，具有夏到早商时期铜戈的基本特征。戈头与铜柄连铸，极为罕见，是王权的象征物，表明夏家店下层文化已掌握一次用上千克熔液铸造的技术。

高台山文化距今约3300年，分布于下辽河平原，与夏家店下层文化东西相邻并频繁交流，同时对辽东以及东北其它青铜文化的形成产生很大影响。高台山文化有稳定聚落和独立墓区，以随葬陶钵覆于陶壶上、皆素面施红衣为特征。图中的镂孔圈足陶钵，出土于新民高台山墓地。

马城子文化距今约3300年，主要分布在辽东山地，是辽宁重要的早期青铜时代文化，其影响远及中国东北和东北亚地区，可能与活跃于辽东地区的貊族源头有关。图中的陶制和石制纺织工具，出土于本溪马城子墓地。

双砣子文化距今约4000—3500年，是辽东、辽南最早进入青铜时代的文化，它沿海岸向辽东腹地传播，对辽东青铜文化的发展深有影响。该文化前期受山东龙山文化及岳石文化强烈影响，后期表现出浓郁地域特点。双砣子文化大嘴子遗址出土的碳化稻米、高粱，是东北最早的谷物遗存，同时还有仿制铜戈制作的石戈出土。

商末周初，中原王朝影响力到达辽宁地区。在辽西大凌河流域发现了多处商周青铜器窖藏，均为社稷重器。其中的燕侯器说明周初燕国势力已达辽西。这件商代饕餮纹大圆鼎，出土于喀左小波汰沟青铜器窖藏。重达百余斤，是迄今发现商王畿以外最大的商代铜鼎。

商代“耳耳文”方鼎，出土于喀左北洞村2号青铜器窖藏。这是商代孤竹国的青铜遗物，也是商王畿外发现的唯一的大型方鼎，其长篇铭文是研究商代历史的重要资料。

商代带铃铜俎复制品，原件藏于锦州市博物馆，出土于义县花尔楼青铜器窖藏。俎就是案板。

西周卷体夔纹蟠龙盖罍，出土于喀左小波汰沟青铜器窖藏。罍是商末周初的酒器，此器造型端庄，工艺精湛，同类造型的蟠龙盖罍在四川彭县、湖北随县也有发现，体现了西周早期各地的密切交流。

西周鱼尊，出土于喀左山湾子青铜器窖藏。此尊形体修长，比一般尊细而比觚粗，造型带有西周早期特征。

西周鸭形尊复制品，原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，出土于喀左马厂沟青铜器窖藏。商周时期有些动物造型的青铜礼器，通常具有庄重、威严的特征。这件鸭形器却一反常态，写实而亲切，为庙堂典礼增加了生活气息。

商末周初，辽宁地区还存在着一种北方式青铜文化遗存。这类青铜器以兵器、工具及马具为主，小巧便携，适合游牧民族的马上生活。北方式青铜器分布于黑海沿岸直至辽宁及以东的广阔区域。图为商代鹿首铜刀和牛首铜削，分别藏于铁岭市博物馆和建平县博物馆。

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北方式青铜工具盒、有盒青铜锥和青铜觿形器，出土于内蒙古宁城。

西周至战国时期，辽河流域流行以T形柄曲刃青铜短剑为特征的青铜文化，其分布远及朝鲜半岛、日本列岛及俄罗斯远东，可能和古代东北的“濊”“貊”族群有关。这类短剑多出土于辽宁，演化序列完整，被称为“辽宁式铜剑”。多为随葬品，与多钮铜镜、车马器等并存。

春秋三钮大铜镜，出土于朝阳十二台营子。多钮铜镜是曲刃青铜短剑文化的代表性器物之一，发源于辽河流域，后流布于朝鲜半岛及日本列岛。镜背多饰几何纹，侧边置两个以上镜钮。

春秋青铜短剑，出土于喀左南洞沟青铜短剑墓。

春秋人面铜牌，出土于朝阳十二台营子。人面具有北方人种特征，是研究曲刃青铜短剑文化族群族属的珍贵资料。

春秋鳐鱼形铜饰件，出土于喀左南洞沟青铜短剑墓。为车马具，大的可用做马额前的当卢，小的可做穿连马头革带的节约，形状生动，极具巧思。渤海湾有鳐鱼出没，表明青铜短剑文化已经和海洋结缘。

辽西地区的曲刃青铜短剑出现于西周中期，多与成组青铜车马器及青铜鼎、编钟等一同出土于土坑木椁墓。既有鲜明地方特色，又深受燕国礼制影响。图为春秋蟠虺纹铜盉，藏于朝阳县博物馆。

建昌东大杖子墓地是战国东北地区规模最大的墓群。其中部分墓葬较多保持了墓上封石、殉牲等本地习俗，但燕文化的棺椁制和成组铜、陶礼器已逐渐占据主要地位，表明当地贵族已广泛接受中原礼制。图中的青铜豆就是一例。

东大杖子墓地还出土了东北亚地区仅有的金套柄曲刃短剑，可能属于部落首领。

春秋战国之际，辽西地区出现了一种青铜异形戈，这是辽宁式铜剑文化与燕文化交融的产物，也是追寻朝鲜半岛和日本弥生时代异形戈起源的重要例证。

石棚是与曲刃青铜短剑，以及朝鲜半岛、日本列岛支石墓密切相关的遗存。主要分布在沿辽阳、海城、营口、盖县到辽东半岛南端一线，一般坐落于山岗顶部，顶盖宽大厚重，最长者可达8米余。其功能当与部族君长的社会地位和祭祀有关。图为海城析木城石棚复原模型，这是辽宁迄今发现规模较大，建筑技术较高，保存较为完好的石棚之一。

战国至隋唐时期

分为开疆设郡，秦汉一统；民族融合，魏晋风云；边关重镇，隋唐营州3个单元，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朝阳地区出土的北朝文物。

战国时期，辽宁地区逐渐被纳入中原文化圈。秦汉时期，日渐繁荣的中央王朝加快了开发东北的脚步，中原先进文化经由辽宁，不断向周边传播。

战国晚期，燕昭王遣大将秦开拓边，设立上谷、渔阳、右北平、辽西、辽东五郡，其中辽东、辽西和右北平郡部分地区位于今辽宁境内。又修筑燕北长城，防御东胡等游牧民族骚扰，辽宁地区正式纳入燕国版图。图为朝阳袁台子遗址出土的战国划纹灰陶盖壶和灰陶豆。

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多次东巡，在渤海之滨建立行宫，葫芦岛绥中县的姜女石遗址就是其中之一。行宫面对海上“碣石”（民间俗称姜女石），规模宏大，体现了皇家的威严和气派，也是秦汉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象征。图为姜女石遗址出土秦代空心砖踏步和瓦当。

汉代沿袭前朝规制，在辽宁广置郡县，并于汉武帝元封三年增设玄菟等四郡。西汉初年，国家推行休养生息政策，辽宁地区经济迅速发展，其中以辽东郡最为突出。图为凌源安杖子城址出土的西汉卷云纹筒瓦和封泥，城址可能对应右北平郡的石城县或平刚县。

扶余（辽博写为夫余）是东北历史上的重要族群，汉初开始生活于东北中部松辽平原及辽宁北部。1956年发掘的铁岭西丰西岔沟墓群，出土了大量西汉早期文物，包含扶余、汉等多民族文化因素，反映了当时东北长城沿线各族交融，农牧业并存的生活方式。下面三图均为该墓出土。

扶余自立国以后，与汉王朝保持亲密的臣属关系。在这片平坦肥沃的土地上，扶余人不断向外扩展，对东北地区的发展贡献卓著。图为出土陶器和方体铜铃。

铜柄铁剑和双鸟回首铜柄铁剑，和汉代的环首刀以及铁剑明显不同，可能是乌桓或鲜卑风格兵器。

动物纹铜牌饰，典型的北方草原风格。

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，辽宁地区政权频繁更迭。不同政权与民族碰撞融合，加速了经济文化交流，为华夏文化注入了活力。

建安十二年，曹操远征乌桓。曹军在白狼山大破乌桓，收纳投降者达20余万。回军途中，曹操经渤海之滨，遥望碣石，写下千古组诗《碣石篇》。图为“晋乌丸率善佰长”铜印和汉“白狼之丞”封泥。

东汉晚期，宦官与外戚争权，黄巾起义等致使王朝分崩离析。辽东太守公孙度自称平州牧，割据辽东，最终为曹魏所代。公孙氏割据辽东达半个世纪，治下政局相对稳定，吸引了一批中原贤士前来。图为当时的双系陶扁壶和陶把杯，造型有点现代。

曹魏初年，鲜卑慕容部入居辽西，于294年定都棘城（今北票境内）。慕容部先后战胜鲜卑宇文部、段部以及扶余、高句丽，于337年建立前燕，后定都龙城（今朝阳），并进军中原，与中原各部逐鹿天下。图为慕容鲜卑时期的花树状金步摇，出土于北票房身村，是当时女性的头饰。

魏晋南北朝时流行人马披甲的具装骑兵，图为北朝具装骑兵复原模型。

北票喇嘛洞墓地出土的鎏金镂空铜鞍桥包片，这是高桥马鞍的装饰件，这种马鞍出现于魏晋时期，提高了骑兵骑乘的稳定性，还能减轻马匹的不适，一直沿用到近代。

北票喇嘛洞墓地出土的釉陶羊尊，这是晋代的典型器物。

370年，前秦灭亡前燕，慕容部随后建立后燕，退保辽西。后燕于409年为汉人冯跋建立的北燕取代，北燕亡于436年。

这件鸭形玻璃注出土于北票冯素弗墓，为禁止出国文物。冯素弗是北燕开国宰相，也是皇帝冯跋之弟，其墓葬有明确纪年，出土丰富，甚为难得。鸭形玻璃注造型别致，只有腹部充水至半时才能放稳。玻璃薄且透明，以吹管法制作，应该产自罗马帝国地中海沿岸一带。

冯素弗墓还出土了铜鎏金木芯马镫，因展品调整未能见到。这是目前所知年代可考的最早的双马镫。马镫和高桥马鞍的普及，为骑兵的流行打下了坚实基础。

436年，拓跋鲜卑建立的北魏在三燕故都龙城始置营州。此地北接契丹，东邻高句丽，鲜卑文化与汉文化在此进一步融合。当时佛教盛行，现存的义县万佛堂石窟，是分布最北的北魏石窟，反映了当时佛教艺术的发展水平。图为朝阳北塔出土的一组北魏泥塑佛头像，藏于朝阳北塔博物馆。

北魏刘贤墓志，朝阳西上台出土，碑文为隶书，碑额属篆书，是北魏前期重要的书法遗迹。

高句丽于公元前37年立国，早年定都纥升骨城（今本溪桓仁五女山山城）。高句丽人世居高山深谷，在辽东地区留下大量遗迹。图为桓仁望江楼墓地出土的西汉时代高句丽生活用具。

曹魏时期，高句丽侵犯魏国边境，魏国大将毌丘俭多次率军讨伐，并攻破其国都，高句丽几乎亡国。图为毌丘俭纪功刻石，出土于吉林集安小板岔岭。

高句丽后来恢复国力。4世纪末至5世纪初，高句丽好太王（也叫广开土大王）开疆拓土，占据辽东、玄菟两郡。图为集安好太王陵出土的铭文砖。

高句丽境内多山地，城市也往往建在山上。人们为便于在山地和冬季行走，发明了这种钉鞋。这双鎏金铜钉鞋掌出土于集安，是陪葬的明器。

桓仁米仓沟将军墓半景复原。将军墓由墓道、甬道、南北耳室及主室组成，建筑宏伟，结构严谨。墓壁与棺床由硕大的石条和石板砌筑而成，壁上绘有精美壁画，内容以装饰性莲花纹和几何形图案为主。其年代应在公元5世纪未以后。

隋唐统一全国，结束了长达数百年的南北分裂局面。隋唐两朝通过多次战争灭亡高句丽，地接幽燕的辽宁成为经营东北的前沿。

开皇三年，隋朝攻占龙城，设营州，隋炀帝时废州设柳城郡，并在城外大兴屯田。唐朝在柳城郡故地设营州总管府，后升为都督府。唐玄宗时在营州城内设平卢军，后又升为平卢节度使，兼领各族羁縻府州，营州成为唐朝经略东北的军政重镇。图为朝阳镇南门外采集的铁马镫、铁刀。

唐代营州汉、高丽、契丹、奚、靺鞨、室韦、突厥、新罗、粟特等族杂居，是各族经商互市之地。安禄山、史思明就曾因懂蕃语而出任互市牙郎。唐代诗人高适《营州歌》描绘的正是营州胡汉杂居的情景。这座男石俑出土于朝阳黄河路唐墓，从头发可以看出，它描绘的是胡人形象。

隋唐营州作为北方军事重镇和东北地区经济中心，生活着各族各阶层的人们。营州的生活不如中原地区奢华，却处处彰显着兼容并蓄、朴素向上的精神，形成了独特的地域文化。图为朝阳韩贞墓出土的唐三彩三足罐。

唐三彩角杯和小狗。角杯又叫来通，是流行于欧亚的传统饮酒器。

骨雕人物、鸟雁饰件，出土于朝阳县中山营子唐墓。尺寸都很小，造型简单却异常生动。

朝阳地区目前已发现二百余座唐代墓葬，形制复杂多样，随葬有观风鸟、墓龙、仪鱼等神煞，这些都与西安、洛阳等地唐墓不同。其独特的墓葬形制和随葬品，反映出当时营州人特有的葬俗和精神世界。图为朝阳黄河路唐墓出土陶俑。

隋唐时期，营州是丝绸之路东端的重要中转站。繁荣的商业经济吸引了大批中亚商人到来。使者、商人、僧侣等不畏艰险，为营州注入了新鲜活力。图为朝阳鲁善都墓出土的彩绘骑骆驼俑。

辽金时期（山河与共特展）

山河与共—辽金历史文化主题文物展是辽博史上展出辽金文物最多，辽金一级文物最多，外借辽金文物最多的展览，展到25年2月16日。云集了辽博以及东北、华北各地22家文博单位的400多件辽金文物，其中一级文物124件，涵盖各地辽金时期重要墓葬、遗址的出土文物。

看瑞鹤图的长队

展览共4个单元，上溯鲜卑时代，详细介绍了辽金的崛起及其文化。不过特展上最吸引人的，可能还是宋徽宗的瑞鹤图，排了半个多小时才看到画。

瑞鹤图是宋徽宗目睹京城祥瑞而创作的作品，构图突破时代常规，却和现代平面设计有共通之处。此画曾散落民间，清代被宫廷内府收入囊中，之后被溥仪带出宫廷，几经辗转在辽博安家。

和瑞鹤图同时展出的还有一批宋、辽、金的礼乐器。辽金在礼乐制度上吸取中原文化，从辽到金，汉化程度逐渐增强。图为金代的大晟南吕编钟。

一组辽金官印。

看完这部分，回到辽金展的主线中来。

第1单元初兴风土：契丹女真的文化起源与特色。

契丹属东胡鲜卑族系，世居潢水（西拉木伦河）和土河（老哈河）流域，4世纪时始见于史书。特展首先从鲜卑说起，展品多来自内蒙古博物院。鲜卑源自内蒙古东部和东北的大兴安岭一带，是南北朝时期对中国历史影响最大的族群之一。图为魏晋时期的人面形牌饰，藏于通辽市博物馆。

传说有男子骑白马，沿土河而来，又有妇人乘青牛，沿潢水而来，两人相会于两河交汇的木叶之山，结为夫妇，生下八子，繁衍为契丹八部，这就是介绍契丹起源的“青牛白马”的传说。916年，迭剌部首领耶律阿保机建立契丹政权，后改国号为辽，成为北方的一代强权，辽宁是契丹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7世纪初，靺鞨崛起，建立渤海国。渤海国鼎盛时统治了东北东部、朝鲜北部及俄罗斯远东部分地区，后为契丹所灭。渤海国文化深受唐朝影响，享有海东盛国之称。渤海国由粟末靺鞨建立，而日后兴盛的女真，则源自黑水靺鞨。图为黑龙江宁安东京城出土的渤海国三彩兽头。

渤海灭亡后，居住在松花江以北的黑水靺鞨被称为生女真。1115年，完颜部首领阿骨打一统女真各部，建立金朝。之后迅速推翻辽朝统治，又灭亡北宋，疆域抵达黄淮地区。图为黑龙江牡丹江附近出土的带钩铁矛，藏于黑龙江省博物馆。

契丹和女真都以游牧和狩猎为主要经济活动。契丹有四时捺钵，即根据季节到不同地区巡视游猎的制度，之后的金、元、清都在不同程度上继承和发展了这一制度。图为辽代引马图壁画，出土于辽宁阜新平原公主墓。

游牧民族对马十分重视，贵族马具也极尽奢华。图为赤峰大营子辽驸马赠卫国王墓出土的龙戏珠纹鎏金铜马饰具，藏于内蒙古博物院。

辽耶律羽之墓出土海东青鎏金铜饰，藏于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。海东青学名矛隼，是鹰猎运动的主要品种之一，历来受辽金统治者重视。

辽宁北票水泉辽墓出土的耀州窑青瓷飞鱼形水盂，为禁止出国文物。水盂釉色清淡，晶莹素洁，整体为鱼形，造型流畅夸张，极具艺术性。耀州窑烧制于陕西铜川一带，瓷器出土于辽代早期墓葬，为耀州窑青瓷断代提供了重要依据。

第2单元学唐比宋：辽金对中原文化的继承和吸纳。

辽金两朝在建立国家后，充分借鉴中原政治制度，向中央集权制过渡。两朝都以中国正统自居，力争将自身纳入中国正统王朝发展脉络，对中华民族的政治和文化传统甚为认同。图为北京宣武区白纸坊金墓出土的铜坐龙，藏于首都博物馆。

吉林长白山神庙出土金代陶兽头，藏于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。长白山神庙距离长白山天池约50千米，始建于渤海国时期，为辽金沿用，是金代重要的皇家神庙。

辽金通过一系列军事行动，开拓北部边疆，并在北疆设州置县，对其进行有效统治。并鼓励汉人移民耕种，促进当地经济发展以及文化融合。图为金代涿州节度使铜印，藏于河北博物院。

辽金与两宋等政权建立榷场，进行商贸交流。每逢重大吉庆哀丧之际，各方也会互通有无、互赠礼物，客观上推动了商品经济和礼乐文化的传播。随着商业发展，辽金的货币制度也逐渐完善。

图为辽上京出土的潭州酒务银挺。长沙古称潭州，这些银子是怎么跑到内蒙古的呢？原来，辽朝一些地名和汉地地名相同，在辽朝境内，也有个潭州。

随着辽金疆域的扩大以及各个族群人口的迁徙，国内经济社会不断发展，中原的陶瓷、纺织技术，渤海和室韦的矿冶技术传播至境内各地，促进了辽金手工业的发展。图为辽宁凌源小喇嘛沟辽墓出士摩竭纹银长盘，藏于凌源市博物馆。

辽代黄织锦花草鹤纹裤，千年织物能保存如此完好，还是不多见的。

金代钧窑花式钵，出土于建平三家乡。

金代白釉黑花葫芦瓶，出土于阜新白台沟水库。此器属于倒流壶，要将容器倒过来，从底部注孔灌酒，用中部的流向外倒酒。顶上看起来可以拧开的葫芦头，其实并不能打开。

第3单元南北同风：多民族的共生与发展。

辽金统治者根据不同地区和族群的实际情况进行统治。辽代实行南北面官制，对幽云十六州汉人和北方各族分别治理。金代沿袭这一理念，在汉地推行路、州、县3级制，对本族及契丹、奚等族聚集区则实行猛安谋克制和部族制，设万户路及招讨司路进行治理。图为巴林左旗辽韩匡嗣墓出土的契丹石俑，藏于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。

辽金统治区域广大，各种生产方式并存，亦农亦牧。辽代形成了幽云、辽东南农耕区和辽中部农牧交错区的格局，金代松嫩平原和长白山地区农业显著发展。图为巴林左旗哈达图村辽墓出土的灰陶绘九鹿纹骨灰罐，藏于辽上京博物馆。

金代耕作图案砖雕，藏于河南博物院。

辽金在服饰方面受到中原影响。契丹人早期多以动物皮毛制衣，随着与中原交往的深入，逐渐采用麻、布、丝绸衣物，女真人入主中原后，服饰也逐渐汉化。当然，在辽金境内也有汉人改穿胡服的。图为凌源小喇嘛沟辽墓出土的鎏金银冠，藏于凌源市博物馆。

辽代铜鎏金凤纹女冠，藏于赤峰博物院。契丹人无论男女都有戴冠帽的习俗。冠帽可分为金冠、毡冠、纱冠、毡帽、幅巾等。其中金冠为贵族所使用，金文金冠供皇帝使用，金花毡冠为高级官员使用。

凌源小喇嘛沟辽墓出土的辽代银鎏金双扣双铊尾独角兽纹腰带饰，藏于凌源市博物馆。契丹人建国后，带饰有了等级之分，以金、玉制为上，银带次之，铜、铁带又次之。腰带上可以挂刀具、针筒等生活必需品。

辽代鎏金风纹银扦腰（上）和鎏金双龙纹银扦腰（下）。扦腰是契丹妇女大袍后腰的带饰，穿戴时横放在腰后，抵于两肋，两端以丝带束腰，在腹前打结固定。山河与共两个特展厅入口的纹饰，就来自这两件扦腰。

琥珀璎珞，藏于建平县博物馆。契丹人喜欢琥珀，认为这代表了佛祖的血，因此多有琥珀饰品。

辽金时期，契丹、女真与汉、渤海等族习俗交融，在闲暇之余，人们时常进行音乐、舞蹈、骑射、角抵（类似相扑）、蹴鞠、围棋、双陆等娱乐活动。图为法库叶茂台辽墓出土的双陆棋。

辽金丧葬习俗与汉族趋同，既有火葬也有土葬，以土葬为主。贵族有家族墓地，往往构筑不同规模的砖石墓室，并以壁画装饰。一些贵族墓还配有墓志、墓碑，记载逝者生平。契丹贵族墓葬的金属面罩和网络衣罩，带有浓厚民族特色。图为辽金时期的墓葬面具。

金代夫妇对坐砖雕，藏于山西博物院，为墓葬装饰。

第4单元文脉一统：多元文化的融聚与统一。

随着汉化加深，辽金时期儒学也十分盛行。辽太祖定下尊孔崇儒的基本国策，亲自参与祭孔，金代的金世宗更是有小尧舜之称。图为金代二十四孝陶塑之曹娥哭江寻父，藏于山西博物院。

契丹人和女真人原本崇奉萨满。契丹建国后，佛教日益兴盛，金代对佛教非常推崇。道教在金代也很盛行，出现了全真教、太一教等新派别。辽金统治区域至今留有大量佛寺遗存。图为朝阳北塔天宫出土的辽代鎏金银塔，藏于朝阳市北塔博物馆。

朝阳北塔地宫出土的石函，描绘有哪吒、飞天等。

契丹、女真在立国之前都没有创制文字。契丹建国之后，模仿汉字创立契丹大字，又借鉴回鹘文创制契丹小字。女真人则先后创制女真大字和女真小字。图为金大定十年移刺斡里朵契丹小字墓志拓本，藏于敖汉博物馆。

金正隆五年白瓷买地券。

辽代绘画艺术融合了汉族的精致和北方民族的粗犷，风格承袭唐代，又有所创新。壁画和佛画艺术高度繁荣。图为叶茂台辽墓出土的山弈候约图，创作年代大致与五代同时，带有唐末五代北方山水画的一些特征。构图和皴法都和后世山水画有所区别。

叶茂台辽墓出土竹雀双兔图，创作时间不晚于北宋初期，可能是契丹族画家作品。画面设色清秀，装饰意味比较浓，带有早期花鸟画的特点。

翁牛特旗解放营子辽墓出土花鸟蜂蝶图壁画，和上两图相比，装饰色彩就更浓了。

内蒙古林西哈什吐村辽墓出土彩绘牡牛木版画，藏于林西博物馆。

金代山水画继承北宋北派山水画风，人物画则带有女真特色。图为金代武元直赤壁图卷复制品，特展第二阶段展出了金代杨微二骏图的真迹，作为瑞鹤图的替换。

辽金时期，中国与中亚、西亚通过草原构建起草原丝绸之路，成为商品以及文化交流的纽带。契丹也因此成为许多国家对中国的代称。图为叶茂台辽墓出土的银扣绿玻璃方盘。

辽宁朝阳出土的波斯风格玻璃杯和玻璃瓶。

元明清时期

分为划省而治，蒙元一统；关东风雨，大明气象；紫气东来，清皇祖地3个单元，个人以为展品不如前几个时期有特色（沈阳故宫的清代文物更多更全面些）。

元代是中国第一个由北方游牧民族建立的大一统帝国。蒙古统治者终结了华夏大地数百年的分裂局面，在全国设立十一个行省，其中辽宁属于辽阳行省。国家的统一以及四通八达的驿站，加强了辽宁和中原的联系。这些元代铜权，是大一统王朝统治的象征。

元代各族文化充分交流，墓室壁画蓬勃发展。统治者对各派宗教采取兼容并蓄政策，辽宁境内各教派兴盛，道教全真派则在辽西迅猛发展，著名的张三丰，可能就是辽宁人。图为元代梵文铜镜。

明代将辽宁重新纳入以汉人为主体的大一统政权之下。辽宁位于京城东北，成为中央政权防范蒙古、女真的前沿阵地。明政府在辽宁采取军政合一的都司卫所制度，先后设置辽东都司和奴儿干都司，以羁縻方式管理长城外的蒙古、女真各族。后来随着奴儿干都司的内迁和撤销，辽东成为明政府在东北的主要据点。图为明末定辽大将军铜炮和其他铁制武器。

王冶道墓石像生。王冶道是锦州人，曾任辽东总兵，死后赠少保左都督谥忠憨王、立祠赐祭，这是他墓前唯一保存完好的石像生。

洪武中叶，明政府大兴军屯，促进了辽宁农业的恢复和发展。辽东防御体系建立后，大批戍边官兵聚集，推动了冶铁、烧瓷、制盐等产业的繁荣。作为明政府同蒙古、女真、朝鲜贸易的主要地区，当时的辽宁海陆运输网络密集，成为东北亚地区交通枢纽。图为辽阳太子河出土的铁锚。

明代辽宁地区多种宗教并存。佛教道教日渐融入民众日常生活。大小寺庙宫观遍布辽宁各地，成为官方祈求边疆稳定、民间渴望安居乐业的精神寄托。图为辽阳新城永寿寺出土的千佛铜版，藏于辽阳市博物馆。

明代推崇程朱理学，在辽宁各地相继设立儒学、书院、社学、医学及阴阳学等机构，培养了一批文人学者，涌现出许多记述地方特色的文史著作。经过两百多年发展，辽宁与中原的文化差异逐步缩小。图为明代仪仗俑、马上乐俑和三彩乐人俑。

明末，建州女真在辽东山区不断发展壮大。1616年，努尔哈赤建立后金，皇太极继位后，改族名为满洲（简称满），改国号为大清，厉行改革，使满族走向强大。1644年，满族入关，建立起空前大一统的专制帝国。作为清帝国的发源地，辽宁地位进一步提升。图为八旗礼服甲胄。

清政府重视农业，顺治时期推行招垦令，吸引关内移民到关外开荒种田，奠定了辽宁经济快速发展的基础。虽然招垦令很快终止，但随着人口增加以及皇家宫苑的大规模兴建，关内外手工艺人汇聚，加之部分西方技术传入，推动了辽宁手工业、商业的繁荣。在沈阳钟鼓楼之间，形成了大型商业街区，商号鳞次栉比。图为海城黄瓦窑遗址征集的脊兽和瓦当。

清世宗满汉文谥宝，这是专为雍正帝殉葬而制作的玉玺。

乾隆白玉把涂金装仪刀。

清代辽宁依然多教并存。为讨好蒙古诸部，清政府格外推崇喇嘛教，在辽宁建立众多喇嘛庙塔。通过宗教等手段，清政府逐步改变了渔猎民族、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对立的格局。图为各种藏传佛教法器。

清代统治者积极吸纳汉文化，早在入关前就在赫图阿拉、沈阳等地建文庙、祭孔子。此外，满文的创制以及满文翻译与著作的出现，也极大促进了满汉之间的文化交流。康乾时期，大批文人来到辽宁，使辽宁出现了边塞诗、地方志与纪行笔记的创作高潮。图为清代《满洲实录》复制品。

清代统治者重视祖宗发祥之地，入关后的二百多年里，先后有四帝十次东巡盛京沈阳。清帝每次东巡，不仅要拜谒山陵、瞻仰旧宫遗物，还要举行筵宴、赏赐等庆典活动，体察地方风土、巡防边疆、安抚蒙古诸部。清帝东巡稳固了国防，促进了辽宁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的发展。图为清代蓝碧玺朝珠，出土于喀左丹巴多尔济墓。

镀金嵌珠宝石带头，出土于喀左丹巴多尔济墓。

石蓝缎地绣五爪金龙袍。清代皇帝龙袍属于吉服，比朝服、衮服等礼服略次一等，是皇帝在重大吉庆节日、筵宴以及祭祀活动时穿着的礼服，多为黄色，也可定制其他颜色。

余下常设专题展和临时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发布于：上海市